“不好意思，又來了個電話。”每次見到盛弘，“忙”是她的常態，手機電話、微信的震動聲總不時響起。
作為一個有1.6萬名境外人士、居民總數超過3.3萬人的大型國際社區的“大管家”，盛弘說，她每天的第一句“早安”和最后一句“晚安”，都是微信里的居民們發給她的，“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覺真好”。
盛弘擔任黨總支第一書記的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榮華居民區，居住著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讓這個“小小聯合國”的人們能凝聚起力量和人心，談何容易。盛弘也坦言，沒有捷徑與巧勁，想要“被人放在心上”首先就是“把別人放在心上”。
從“Wendy”到“書記”的轉變
作為國際社區的第一書記，盛弘的名片上中文名字下面就印著她曾經的英文名“Wendy”。十多年前，“Wendy”還是外企的總裁助理。如今，盛弘已在基層居民區扎根近10年，高跟鞋雖已不常穿起，但一口流利的中英文“無縫銜接”成了她的日常。
從“Wendy”到“書記”，這場轉變并不簡單。
盛弘說，“門難進、話難說、事難辦”是她剛剛來到榮華居民區面臨的最大難題。她想，既然“進不去”，那就“請出來”。于是，居民區組建了“古北市民議事廳”，將社區里熱愛公益事業、有責任心、有擔當的中外居民代表聚到一起，對社區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進行討論。
日本家庭主婦分享垃圾分類的經驗、來自菲律賓的議事員對共享單車的停放提出建議、上海高校退休的教師夫婦對老年助餐點的菜品提出改進意見……小小的議事廳里仿佛在開迷你“聯合國會議”，盛弘坐在當中，不停切換語言模式，把居民們提出的點子一一記到本子上。
逐漸地，“Wendy”真的就變成了“書記”。“有近一半居民來自境外，以前他們總習慣稱呼我為‘Wendy’。但是現在好像沒什么人叫我‘Wendy’了，哪怕中文說得不好，他們也知道我是‘書記’。通過我們社區治理的這個小窗口，越來越多的境外人士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我覺得這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盛弘說。
大到國法、小到標牌的認真
住在榮華居民區的居民常說，社區里有一趟“立法直通車”，因為居民區內的古北市民中心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2015年在全國設立的四個基層立法聯系點之一。在這里，有整整一面墻的文件記錄了立法聯系點為國家立法“挑刺”的經歷：“民法典草案規定禁止結婚的情形應在限制范圍上再做考量”“建議加大對野生動物保護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建議強化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
截至目前，這個全國人大立法聯系點共聽取了55部法律草案意見，上報建議1001條，其中92條已經被采納。“立法變得更接地氣了，我們作為國家主人翁的自豪感更強了。”這是“立法直通車”的參與群眾心中最強烈的感觸。
“這輛‘直通車’，也讓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內涵貫穿于居民區的基層治理當中，不僅是為國法提建議，哪怕是身邊小小的標牌，居民們也都深度參與。”盛弘說。
前不久，不少居民提出要在社區里設立一些文明養狗的標牌，但這個標牌到底應該是方的還是圓的？標牌中卡通小狗的嘴巴應該是張著還是閉著？標牌應該放在哪些地方？……針對這些問題，盛弘和同事們在業主群、街坊群里征集了居民們的廣泛意見，最后還找到外籍居民幫忙把關標牌中其他語種翻譯的準確性。
“牌子豎起來之后，居民們的成就感特別強，因為他們深度參與其中。”盛弘說，“基層無小事，我們不怕事情做得慢一點，希望通過這個人人參與的過程，讓居民們對基層治理的認同感慢慢累積起來，漸漸凝聚起共識。”
無論年齡與國籍的融合
“越是不同，就越有融合的意義。”盛弘在榮華居民區開展工作，一大法寶就是“融合”。
榮華居民區“國際范兒”的另一面是老齡化，這些年來，居民區持續深化社區嵌入式養老模式，用15分鐘養老服務網絡，兜住老年群體最密集的日常需求，讓他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專業、多樣的養老服務。
“今年街道的老年助餐點又變多了，不僅能在大食堂吃，還能要求送到家里，不僅有多個口味的套餐可以選，若是牙口不好，飯還能軟一點。”71歲的黃麗芬說，“社區里的工作人員都很年輕，但總記得帶著我們這些老家伙一起玩，真的感覺自己是在被社會尊重。”
市民中心的昆曲教室是外籍居民最喜歡去的地方，“很多外國人學習昆曲之后跟我說，原來中國也有一位和莎士比亞齊名的戲劇家——湯顯祖，中國的戲曲文化實在是太迷人了。”盛弘說，像這樣的文化融合活動在社區里還有很多，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們通過這些活動聚在一起，不斷融入國際社區大家庭。
當初，剛剛踏足國際社區時處處碰壁的盛弘，肯定想不到，有一天會有很多外籍志愿者成為她的好幫手，配合她攻克國際社區的防疫難題，街區的商鋪成立共治委員會“抱團取暖”走過經營“寒冬”，居民區外籍人士新冠肺炎疫苗的注射進度以“37天一萬針”的速度推進……“小小聯合國”的“大管家”，如今走進了居民的“心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