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穿越古今，縱貫南北，流淌了2500年的漫長時光。在大運河的演變過程中，沿線很多遺跡遺址已被埋入地下，有待考古發掘去重新發現，從而豐富并完整大運河的悠久歷史。2024年是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十周年，在這一年中，江蘇大運河沿線有哪些重要考古發掘，揭開了多少大運河不為人知的往事呢？
常州寺墩遺址
寺墩遺址位于常州市天寧區鄭陸鎮三皇廟村，是一處以新石器時代崧澤—良渚文化遺存為主體的中心聚落遺址，年代距今約5500—4500年。早在1973年，寺墩遺址就已經被發現，1978—1995年陸續開展了五次考古發掘。2016年，寺墩遺址納入“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課題”中，2019年正式重啟發掘，工作重點集中于墩體周邊的核心區域。
近年來對寺墩遺址的考古發掘，主要發現了崧澤文化的墓葬區、木構遺存和良渚文化的砌石遺跡、建筑基址等。在崧澤文化的墓葬區，考古專家清理了墓葬40座，對木構建筑遺存進行了局部解剖。對于寺墩遺址良渚文化遺跡的考古發掘證明，良渚文化時期，寺墩遺址已形成以圓形土墩、周圍臺地和雙重水系環繞的聚落形態。圓形土墩的墩體殘高11.8米，墩頂曾有大型建筑，墩底由青灰色“草包泥”堆筑而成。墩體東側臺地上發現兩處良渚文化貴族墓地，出土有“日月山”等刻符的大口缸殘片，是環太湖與海岱地區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存在密切聯系的例證。
近年來，對寺墩遺址的考古發掘表明，寺墩遺址在距今5000年前后即已呈現出較高的社會發展水平，并逐步走向繁榮的良渚文明，為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為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有力證據。
張家港東山村遺址
東山村遺址位于蘇州市張家港市金港街道東山村，是一處以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堆積為主的新石器時代大型遺址。東山村遺址于2008—2010年進行過考古發掘，曾被評為“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23年以來，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圍繞明晰遺址內部布局和確認遺址宏觀結構兩個方面，再次開展對東山村遺址的主動性考古發掘。截至目前，共發掘新石器時代大型紅燒土堆積4處、墓葬17座、房址1座、灰坑20座、灰溝1條、水井1口、柱洞3個。
東山村遺址揭示出十多座崧澤文化大中型墓葬，其中的M115屬崧澤文化晚期高等級大墓，出土隨葬品31件，陶器22件，玉器多達9件，是目前發現的崧澤文化等級最高的墓葬。從目前揭示的情況看，東山村遺址的崧澤文化墓地，整體面積在13000平方米以上。新發現的祭祀廣場及祭祀坑等相關遺跡是東山村遺址考古中的首次發現，是崧澤文化早期史前禮制萌發和社會復雜化發展的高度表現，為闡釋東山村遺址階層分化、禮制發展和文明加速發展的形態和模式提供了重要資料。
兩年來的考古發掘證明，東山村遺址是“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的代表性遺址，是研究長江下游早期古國文明的典型遺址。崧澤文化高等級墓地、大型房址、紅燒土祭祀廣場、祭祀坑以及大型墓葬與小型墓葬實施分區埋葬等重要遺跡，顯示出東山村遺址存在高于一般聚落且穩定的政治實體，社會已進入古國階段。
興化草堰港遺址
草堰港遺址位于江蘇省興化市千垛鎮，是一處新石器時代中期遺址，年代距今約7200—6900年。2022年以來，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等單位持續開展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草堰港遺址總面積80000余平方米，被近2米厚的自然淤積層所覆蓋，特殊的低海拔濕地飽水埋藏環境使得大量有機質遺物得以完好保留。草堰港考古中，專家發現房址、灰坑、灰溝、水井等遺跡200余處。已清理的房址多用蘆葦與木材作為建筑材料；灰坑集中分布于發掘區西部，部分用蘆葦席鋪底，可能為貯藏坑。一定數量的灰坑內填埋有木板或圓木，系木構建筑材料。目前，草堰港遺址已出土陶、骨、石、木、玉、蚌等各類遺物2800余件。陶器中，釜占主導地位，其次為罐、缽、豆、箅、支腳、蓋等；骨器數量眾多、打磨精美，有耜、靴形器、鏃、鏢、錐、針等，其中鹿角靴形器已出土300多件；木器有鉆木取火器、紡輪、浮漂等，其中鉆木取火器為目前國內所見最早實物。動植物遺存極為豐富，炭化植物遺存以水稻為主，動物骨骼遺存主要為家養動物豬和野生動物鹿、獐等。
草堰港遺址為長江以北地區僅見的濱海濕地型史前遺址。大量動物遺存及巨量人工栽培水稻等植物遺存的發現，對于研究區域史前生業經濟、稻作農業的發展與傳播具有重要意義。作為江淮東部地區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草堰港遺址文化面貌新穎、內涵豐富，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填補了江淮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空白。
蘇州塘北遺址發現蘇州地區最早青銅器
2024年11月，蘇州獨墅湖西側正在發掘中的塘北遺址，出土了4件商代晚期銅箭鏃，這是目前蘇州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器，提升了學界對商代晚期環太湖地區社會發展水平的認識。
塘北遺址位于蘇州獨墅湖西側，是一處崧澤文化晚期至明清的大型遺址，現存面積約23萬平方米。2024年3月，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該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現了崧澤文化時期土臺1處，遺跡以墓葬為主。此外，還發現了馬橋文化、“后馬橋文化”、西周、春秋時期的生活遺存。
“后馬橋文化”時期遺存為2024年的重要發現，主要分布于發掘區北部的臺地之上，發現的大量陶瓷器、石器及骨器、銅器等遺物，灰坑、水井、紅燒土等遺跡，初步還原了環太湖地區晚商至周初的生活、生產圖景——以水稻為代表的種植業，以狗、豬為代表的畜牧業，以網墜、石鏃等為代表的漁獵業，以及以石器、骨角器、銅刻刀等為代表的手工業等。“后馬橋文化”器物融合了本地、寧鎮（梯格紋、刻槽盆）、中原（青銅鏃）、贛鄱（圈點紋）等地區的文化因素，體現了塘北遺址與周邊地區較頻繁的文化交流與互動，應為晚商至周初環太湖東部地區的區域性中心遺址。
此次發現的四枚銅箭鏃與商代晚期部分銅鏃形制相似，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征；專家認定蘇州地區迄今為止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器。目前，這些箭鏃上的采樣已送至中國科技大學，將通過同位素分析來確定其具體產地。
南京發現東吳重臣張昭墓
2024年11月，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宣布，在南京南部新城油庫公園地塊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三國東吳重臣張昭家族墓。2022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南部新城油庫公園地塊的勘探中發現了576座墓葬。2023年11月開始的考古發掘中，專家發掘了磚室墓42座。其中，編號為M171的墓葬為豎穴土坑磚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由墓道、墓坑、磚室、排水溝等組成。盡管早年遭到盜擾，但此墓仍出土金印、金鐲、銅弩機等遺物。
M171墓中的兩方金印成為解開墓主身份之謎的關鍵，印文分別是“輔吳將軍章”“婁侯之印”。據此，考古專家判斷M171的墓主是三國時期的東吳重臣張昭。在張昭墓附近，考古專家還發現其他七座同時期的磚室墓，出土青瓷卣、青瓷罐、青瓷硯等青瓷器。這些墓葬以M171為中心，自西向東分布，朝向基本一致，并設有復雜的排水系統，共同構成張昭家族墓地。
張昭墓是南京繼丁奉家族墓后發現的又一東吳重臣墓地。墓葬雖經盜擾，墓葬本體遭到破壞，但基本形制保存較好。對于研究南京六朝墓葬，尤其是孫吳貴族墓葬具有重要的價值。
《三國志·吳書·張昭傳》記載，張昭，字子布，彭城人，早年渡江避難，輔佐孫策平定江東。孫策去世前，將弟弟孫權托付給張昭，希望他全力輔佐。張昭是孫權的重臣，對東吳政權的建立和穩固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孫權每次出征，他都會鎮守后方，領幕府事。孫權代理車騎將軍后，重用張昭，任命他為軍師。張昭性格剛直，對于孫權敢直言勸諫，所以孫權對他又敬又畏。孫權稱帝后，準備設立丞相，大臣們推薦張昭，但孫權內心對張昭有所不滿，先后用孫邵、顧雍二人為相。嘉禾五年（236），張昭去世，享年八十一歲，謚號“文”。
子鹽碼頭遺址
子鹽碼頭遺址位于江蘇省揚州市儀征市真州鎮城南社區商會街、都會街南側。清乾隆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所撰《儀征縣都會橋子鹽碼頭碑記》記載，子鹽碼頭位于九龍橋與都會橋之間，是春冬河水干涸時，子鹽出江的中轉站，搭載子鹽的小船停靠在子鹽碼頭，由挑夫運送至黃泥灘，再上小船至捆鹽洲入江。該區域以前即為子鹽碼頭，后由于年久失修隳圮，被民居侵占，運送子鹽船舶無法停靠，且該地區繁華，人煙密集，經常有奸人在挑夫運鹽時乘機攫取，致鹽多散失，因此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三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二日復建子鹽碼頭。
2024年6月至10月，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子鹽碼頭遺址進行了全面考古發掘。考古表明，子鹽碼頭遺址位于十字河西北岸，為東北—西南走向，呈弧形，寬4.8－5米，全長約80米。碼頭由踏步石梯和垂帶石組成，踏步石梯殘存十三級臺階，由長方形條石壘砌而成，最底層臺階下栽有密集的圓木地釘作為碼頭基礎。碼頭南、中、北端共有4根長條狀垂帶石，飾有如意云紋和“福祿壽喜”紋飾。子鹽碼頭遺址東連都會橋、攔潮閘，西連九龍橋，是長江、運河交匯處的重要歷史見證，在大運河、長江航運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是目前僅存的江北運口遺跡，對研究和展示大運河、長江航運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鹽城鹽業考古
鹽業考古是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九大課題之一，其中鹽城的鹽業考古旨在揭示我國古代最大海鹽生產地兩淮鹽場的大致面貌，突出了以鹽城為代表的兩淮鹽業考古在全國鹽業考古及鹽業史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近年來，鹽城鹽業考古重要收獲包括：位于鹽城市亭湖區的沙井頭遺址，其所在區域可能是西漢鹽瀆縣城所在地，為理解漢代中央政府對鹽業生產的有效管理提供了考古支撐；位于鹽城市東臺市的繆杭遺址，考古發現揭露出與鹽業生產中引蓄水、淋鹵等工藝流程相關的遺跡，為江蘇首次較為完整揭露的一處唐代鹽業生產聚落；位于鹽城市大豐區的后北團遺址，是一處自南宋延續至明清的制鹽聚落，首次在江蘇通過考古發掘完整揭露出一處明代鹽灶。
2022年初至今，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鹽城市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鹽城串場河沿線區域、大豐、東臺等地區開展了專項調查，發現了東臺如意村遺址、東臺西溪遺址等反映鹽業生產運輸管理等不同類型鹽業遺址點超百處。
從漢代沙井頭遺址，到唐代繆杭遺址，再到明清后北團遺址，實證了江蘇鹽業在制鹽工藝、鹽業運輸管理等方面的連續性與傳承性，為明清兩淮鹽業在全國鹽業中的重要地位追溯到了源頭，為理解歷史時期鹽業在國家管理與社會運行中的重要價值提供了考古資料。
淮安城市考古
淮安是大運河上的重要節點城市，有“運河之都”的美譽。2021年以來，淮安市文物部門對慶成門、新路、板閘鎮三處遺址進行了發掘，獲得了一系列和大運河有關的考古發現，豐富了對運河歷史的研究。
慶成門遺址原為淮安舊城西門，通過考古發掘，基本摸清了遺址的保存狀況，廓清了慶成門的布局、結構和排水設施，展現了五代到明清淮安城門演變、城墻營造技術；新路遺址位于淮安區河下街道新路村，是一處保存完好，規模較大的典型街巷遺址，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商業和生活氣息濃郁，推測與河下地區鹽業活動背景密切相關；板閘鎮遺址系清代早中期板閘鎮東街南側區域，也是淮安地區繼泗州城之后發現的又一處大型災難性聚落遺址，遺址內遺跡類型多樣、功能完備、布局規整、結構分明，其編蘆作屋的建筑方式獨具地域特色。
淮安慶成門、新路、板閘鎮遺址三者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在大運河東岸，依托河道設施和公署機構，憑借漕運、鹽運、榷關并集一隅的優勢，以商業和服務性行業為主要支撐，共同構成了淮安運河沿岸的城鎮群，深刻揭示了明清時期的河道變遷與治理、城市發展及人地關系演變。
這三處遺址是在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后淮安重要的考古發現，同時發掘了古城、古鎮和古街巷，在全國運河城市中也極為少見，彰顯了淮安乃至江蘇在大運河沿線的重要樞紐和節點地位，為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這一寶貴遺產提供了考古支撐。
來源：新華日報
作者：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于鋒
初審：馬萍
復審：劉晗
終審：張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