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民主的本質和核心。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多處強調“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回應人民對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團結帶領人民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使其在中華大地展示出勃勃生機和強大生命力。讓我們從幾位基層工作者的講述中，真切感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
北京人民大會堂，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代表投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新華社發
【一線講述】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講述人：全國人大代表、河南新鄉市糖業煙酒有限公司董事長 買世蕊
“買代表，恁又來了？”每月中旬，在河南省新鄉市衛濱區南橋辦事處人大代表聯絡站，熟悉熱絡的聲音總會響起。我是大伙兒口中的“買代表”，大伙兒盼什么、急什么、愁什么，都愿意跟我嘮一嘮。
還記得多年前，我到黃河灘區農村慰問困難群眾。“老家在黃河邊，幾乎年年發水，莊稼三年兩淹，吃糧全靠國家救濟……”一個老鄉牽著我的手，指著幾代人擠住的土坯房告訴我。眼前的一幕幕揪著我的心，我噙著淚走村串戶、深入調研，把灘區農民出行難、吃水難、就業難、看病難、上學難這“五難”和盼遷建、盼改善、盼脫貧這“三盼”寫進了建議，向全國人大提出《關于加大黃河灘區居民遷建政策支持力度的建議》，并連續十年不懈推動。2017年，這份建議得到全國人大高度關注。如今，新鄉黃河灘區近16萬名群眾已經搬出“水窩子”、遷入新家園，過上了以前夢里才有的好日子。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近些年，在一些社區、農村，家庭暴力催生了不少令人痛心的社會問題。我根據調研情況，同其他幾位代表一道向全國人大提交了關于反家庭暴力法的議案，并參與了對這部法律的修訂和討論。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震撼和震懾了家暴者，保護了廣大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
一名人大代表就是一座連心橋，一頭連著黨和國家，一頭連著萬千群眾。履職35年來，我見證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更深深感受到世界上沒有哪個政黨和國家能像我們這樣，擁有這么具有優越性、廣泛性的好制度；我們的民主，確確實實是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民主。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自信所在、底氣所在、力量所在。
腳上沾著泥土，心里裝著群眾。我會始終和老百姓們坐一條凳、心連著心，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民有所求、我有所為。
民主體現在一個個細節中
講述人：公安部黨風政風警風監督員、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山西行政學院）政治與法律教研部教授 豐存斌
2018年8月，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我有了一個新身份——公安部黨風政風警風監督員。這讓我感到責任重大。可是，作為一名普通的黨校教師，我對公安工作了解并不多，怎么去監督呢？剛開始，的確有點兒犯愁。
不久后，有一件事給了我很大觸動。按照慣例，公安部每年都要在各地區組織監督員們召開交流座談會。有一次在天津召開華北地區監督員交流會，我們到一個看守所調研。公安部的一位資深警察從管理流程、飲食衛生等各個方面，為我們詳細講解如何監督看守所的工作。“一定要聞一聞看守所有沒有異味，這是最能體現看守所管理是否規范的細節。”
那次調研，讓我震驚于公安部門這種坦誠的勇氣，更欽佩他們主動接受監督的深度自覺。對監督員的責任，我也有了更深的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各部門積極創新，以多種形式推進民主實踐，讓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優勢轉變為國家治理的強大效能。公安部聘請監督員，正是推進民主監督的一種實踐形式。
履職3年多來，我腦海里時常會閃現接過聘書的那一瞬間，并懷著莊嚴的心情重溫聘書中對監督員提出的要求，不斷提醒自己認真履行職責。我一直關注著公安機關推出的各項便民政策措施以及落實情況。這幾年，我經常去各級公安機關的辦事大廳、辦事窗口實地調研，并針對了解到的情況提出建議，其中一些建議被相關部門采納。
作為一名學者，民主問題是我的主要研究領域。對我來講，受聘擔任公安部監督員，是一個從民主理論到民主實踐的轉化過程。一步步走來，我深切感受到：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正在深入推進，我們的民主越來越真實有效，這尤其體現在群眾關注的基層一線，體現在與人民利益密切相關的每個細節中。
四川成都溫江區壽安鎮岷江村，全國人大代表陶勛花（中）聽互聯網從業者介紹如何利用科技提升鄉村治理水平。新華社發
“直通車”讓百姓參與立法更便捷
講述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青年干部 陳宇博
2015年7月，上海虹橋街道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全國設立的四個基層立法聯系點之一。2021年7月下旬，我被派往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掛職鍛煉。
剛到崗半個多月，正趕上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在榮華居民區征求居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見建議。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居民們特別踴躍，每位發言都非常積極。正式法律文本公布后，有位居民還給我發來了截圖信息。原來，他們認真比對了正式法律文本，發現其中有一條采納了對修正案的修改內容。居民們積極參與立法的熱情感染著我，也讓我深深感受到：基層立法聯系點作為國家立法“直通車”，確實為百姓參與國家立法提供了有效途徑。
2021年，我們在立法意見征詢過程中克服疫情常態化防控帶來的困難，除了常規的視頻連線外，還面向具體法律的受益群體或相關群體開展直播。比如，憲法宣傳周前夕，我們特別為之前參加過體育法修正草案意見征詢的華東政法大學附屬中學部分學生直播了體育法立法意見征詢座談會，讓他們更深入了解立法工作。學生們都說，這真是一堂精彩又真實的法治課。
在對一些專業性較強的法律征詢意見時，為了保證意見質量，我們創設性地提出了“立法意見深度協商制度”。比如，針對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我們聯合區域內司法資源，主動攜手上海一中院資深法官，邀請提意見的代表、專家學者召開座談會，堅持“不屏蔽、不曲解”原則，對收集到的法律意見進行深度討論，并在此基礎上，保留了合情合理合法的意見建議。這樣一來，我們找準了立法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加強了審判、法律適用和立法環節之間的有效互動，使制定的法規更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架起“彩虹橋”、開啟“直通車”，讓基層群眾的立法建議可以直達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我特別高興的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更加了解我們基層立法聯系點的工作了。他們說，大家真切感受到：中國的民主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
為方便居住在高山峽谷里的農村群眾，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縣人民法院法官鄧興背著國徽，組建巡回法庭。新華社發
大事小情，大家商量著辦
講述人：寧夏吳忠市紅寺堡區紅寺堡鎮河水村黨支部書記 王麗娜
2021年6月，我從吳忠市紅寺堡鎮興旺村調任河水村。兩個村子只有一墻之隔，原來就是一個移民村，叫興旺村。2000年剛搬來時，興旺村由興旺組和河水組兩個村民小組構成。光聽這個村名，就能感受到鄉親們對過上好日子的渴望。可是，在陌生環境里重建家園，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聽村里老人說，剛來的時候，黨員發展不規范，村子的事個別人說了算，“兩委”班子換屆選舉年年出岔子。
沒有公平民主，興旺村就興旺不起來。以前，村里80%都是土路、砂石路，一下雨到處積水。村道綠化項目談了好幾撥，一聽說是興旺村的活兒，老板說啥都不接。興旺組內部不團結，也連累了河水組。
2016年11月，興旺村一分為二，興旺組、河水組各自為村，各過各的日子。分村而治后，河水村成功進行了換屆選舉，但興旺村新一屆“兩委”班子依然“難產”。2017年2月，紅寺堡鎮黨委開始向遲遲選不出班子的村下派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羅凱成了下派到興旺村的第一任村支書。在他的帶領下，村里全面推行“55124”村級事務治理模式，即以“五步工作法”為統攬夯實制度基礎、以“五聯工作表”規范會議程序和記錄、以“一份議事清單”規范議決內容、以“鄉村兩級監督”確保工作合法合規、以“四級聯動督查”推動工作落實，推進村級治理規范化發展。
這五個數字看著不起眼，合在一起，卻能起到“還權于民、民主決策、取信于民、化解矛盾”的大作用。說白了，就是村里要干啥事，都得讓老百姓知曉，人人都有發言權。
2019年7月，我到興旺村任支部副書記。跟群眾打交道越深，越感覺到，發揚民主、公開公正是搞好基層治理的一劑良方。
去年12月，71歲的村民馬生發騎電動車去鎮上，途中出了車禍，村“兩委”得知后第一時間入戶核實，隨后召開村委會和村民代表大會說明情況，大家很快同意把他納入低保戶。現在，對于申請低保和臨時救助的村民，村委會首先利用網格化管理對全村進行摸排，并公開討論，然后提交村民代表大會研究決定。一套流程下來，大家心服口服。對于享受各項政策卻不遵守村規民約的，也要上個會，由大家定個說法。
新的一年，怎么興業富民、樂業宜居？還得靠民主。小到哪條巷子種什么樹、哪條街砌什么圍墻，大到村里爭取什么項目，我們都會仔細收集每位村民的意見建議，大家一起商量著干，日子才能更紅火有奔頭。
浙江諸暨楓橋鎮魏廉村一名老黨員（左）在楓橋經驗陳列館參觀。新華社發
把“楓橋經驗”的種子播撒得更廣
講述人：西北政法大學校長助理、教授 汪世榮
從2005年至今，我基本每年都會帶隊赴諸暨調研“楓橋經驗”，跑遍了這里的23個鄉鎮、街道，500多個村居。
“楓橋經驗”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那就是浙東的自治傳統。“耕讀傳家”是中國鄉村文化的縮影，在諸暨體現得尤為突出。居民們從良好的人際關系中獲得了更多的認同和支持，從源遠流長的鄉誼中感受著人文滋養的作用。
讓人稱奇的是，諸暨幾乎每個村都有自己的籃球場。村民們積極參與體育活動，增進了相互了解，也有助于提高社區的凝聚力。
舉個例子，2016年，由于國家電網建設，諸暨市供電局需要征地，而這塊地中有次塢鎮道林山村很多村民的祖墳。為了妥善解決遷墳事宜，諸暨市供電局和村里舉行了一場籃球比賽，增進了雙方友誼，此后的遷墳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
多年來，“楓橋經驗”不僅形成了黨建統領、人民中心、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還特別重視治理的過程和細節。比如，諸暨一些地方，把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村級檔案完整保留到了今天。村支部和村委員研究、討論、處理問題的會議記錄，村民交往中的重要事項以及達成的書面協議，村委會和村民及其他組織簽訂的協議以及履行的結果等等，都被分門別類裝訂成冊，保存在村檔案室里。留存完整的歷史檔案資料，不但有助于徹底化解已有糾紛，還能為未來處理類似矛盾提供寶貴參照。
如今，“楓橋經驗”在基層群眾自治中的生命力越來越強。作為研究者和參與者，我真切感受到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魅力。我們會繼續播撒好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種子，為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注入更多智慧和力量。
項目團隊：
光明日報記者 張勝、王勝昔、楊玨、李建斌、張文攀、王建宏、陳慧娟、靳昊、陸健、王斯敏
光明日報通訊員 劉軍旗
